接著薩伊德舉出19、20世紀的幾本小說著作，從其中窺見當時知識分子的生活風範，包含了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以及喬伊斯的《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並藉由這些故事中的知識份子，闡釋著薩伊德對於知識份子的觀點。
葛蘭西、班達、薩伊德心目中的知識份子
「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葛蘭西《獄中札記》
葛蘭西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較為一般，他認為所有人都能夠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知識分子的作用，也就是影響社會的作用。
「這類人與階級或企業直接相關，而這些階級或企業運用知識份子來組織利益，贏得更多的權力，獲取更多的控制。」葛蘭西這樣描述那些對社會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而他稱這種知識份子為有機的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
這樣的描述意味著，知識分子影響社會的動機可以是自我中心的；而在班達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則那些去中心的，努力將自己獨立於個人脈絡，以思辯推理中的唯一真理作為依歸的人。
因此對葛蘭西而言，擁抱集體激情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passions）的人們也是知識分子，即便他們的動機並沒有班達口中的"知識份子"那樣的高尚。
葛蘭西所說的知識分子的作用，是沒有價值判斷的行為本身，也就是對於社會改變或創造的行為本身，並不去評斷知識分子影響社會之後的結果；而班達則認為知識分子只有那些堅持真理而不願意妥協的人們才能稱作知識分子，因此班達的知識分子是帶著價值判斷的，而且另一個角度來說，班達的知識分子相較於薩伊德的知識分子，有著肯定且唯一的真理。
因此武斷一些來說，葛蘭西與班達對於知識份子上的歧見，在於動機上的差異，為了一己之私而對社會帶來改變的人或許可以歸類在葛蘭西的"有機的知識份子"之中，但卻無法歸類在班達的知識分子中；相反的，能夠歸類在班達所定義"知識分子"中的人，同時算在葛蘭西所謂的"有機的知識分子"
葛蘭西的知識分子可以代表個人利益、真理的一方、群眾的一方；班達的知識分子只能代表著真理的一方；而薩伊德的知識分子則是站在群眾的一方（站在雞蛋的那一方）。
「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也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而這種知覺－借用音樂的術語來說－是對位的。……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他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對位的；但每當依習慣了這種生活，他撼動的力量就會再度爆發出來。」－薩伊德《寒冬心靈》
代表群眾在某一方面而言是代表真理的，因為代表群眾並不能代表特定類型的群眾，而是代表所有類型的群眾，因此不會站在某一種中心提出論述，論述時常是去中心的，因此無法堅定的總是支持什麼，但卻能明確的總是反對些什麼，相較於班達所謂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唯一真理，薩伊德反而是更嚴謹的。
而或者也能這樣說：薩伊德所謂的知識分子，也是捍衛著他們相信的真理，但這些知識份子捍衛的並不是某一個教條，而是能夠容納多元聲音的環境。因此對於薩伊德的知識分子而言，人們只能捍衛讓真理出現的環境，讓真理被動的在其中浮現，而無法直接的捍衛真理本身。
而薩伊德稱的知識份子並不是基於其相信的"知識"，而是他們"實踐其相信的知識"所帶來的風範，這與我的觀點是相同的，如同我不會因為一個醫生充滿醫學知識而敬佩他，反而是因為他運用他的知識來拯救病人的這個實踐的過程而敬佩他。
但薩伊德認為，知識分子實踐過程中的這種風範，作為一種藝術的表現，那就是我不曾思考過的觀點了。
而這樣的觀點讓知識份子想要實踐的價值被忽略，擺脫了價值的判斷，重點成了實踐價值過程中所嶄露的風範，那麼希特勒實踐其信仰價值的一致性，就能與德雷莎修女相提並論了。
薩伊德眼中，小說家們筆下，19、20世紀的知識份子們
薩伊德舉出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以及喬伊斯的《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中，對於知識份子生活風範的描寫，來表達自己對於知識份子的想像，文本中可以看到知識份子們對於傳統社會，教條式規範的鄙視，以及對於自己信仰的堅毅，但因為社會（外在）與自我（內在）價值的價值矛盾而迷失，困頓與怠惰。《父與子》－屠格涅夫
巴札洛夫就像是從其他地方闖入的異議份子，與1860年代當時的俄羅斯完全不相符，他無法進入那樣的世界裡，他無法融入自己的家族，無法融入整個社會的背景，他就像是平面背景中浮凸的那一塊，讓人無措又尷尬，卻同時有著做為當時知識分子的執著和堅持。「我們注意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與父母斷絕關係，而且巴札洛夫與其說是為人子者，不如說更像是一種自我產生的角色。」
看得出巴札洛夫身為當時的知識份子，執傲的與過去切割，在那個克紹箕裘的年代裡，他斷絕了與父母的關係，意味著讓個人在家族歷史中脈絡的切割，獨立於那傳統而守舊的過去，開始自己放浪無稽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他是為人子者（傳承家族脈絡的人），不如說他更樣一種自我產生的角色（切割家族脈絡，開創自己因果鏈結的人）
《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喬伊斯
戴德勒斯在社會中的兩方面間拉扯，一方面是代表傳統權威的教會、老師，以及以民族共同記憶為號召的民族主義；與另一端則是逐漸發展成知識份子頑固的"自我"，而那份頑固的自我有著魔鬼式的我不效勞，象徵著個人對於自己主體決定的個人主義，凌駕於以群體做為號召的民族主義。薩伊德提到，「但部分因為戴德勒斯是位年輕的鄉野之人，殖民環境的產物，所以必先發展出一種知識份子的抗拒意識，才能成為藝術家。」
因為對於薩伊德而言，知識分子的生活風格作為藝術的代表，而生活風格意味著知識分子在生活中的知識實踐。
《情感教育》－福樓拜
相對於戴德勒斯、巴札洛夫而言，福樓拜反面地刻畫出對於知識份子的期待，他描寫了兩個來到1848年巴黎，可能成為（薩伊德心目中的）知識分子的外地人，在最後變得遲鈍，變得猶豫，失去了知識分子應有的堅持。最後，其中一個（摩羅）意志消沉，心靈與情感都顯得遲鈍與怠惰；另外一個（德思拉利爾）則成為了被利益、權力團體收編的典型。而對這兩位知識分子地描寫並不直接表示福樓拜心中的知識份子，福樓拜心中所期待的知識份子是正好是他們的反面。
「近代社會中有無窮無盡讓人分心的事。紛至沓來的各式享樂，尤其是新聞業、廣告的出現，使人一夕成名，又有著不斷流通的場所，在這個場所中所有的觀念都可以行銷，所有的價值都可以改變，所有的職業都被貶為追求急功近利。」
在這樣的場景中，摩羅追求著他所謂的價值，卻又被他實踐後附加而來的，世俗的成就給勾引，讓他搞不清楚，他究竟追求的是知識，還是追求知識過程中所帶來的功名富貴。
薩伊德心目中的知識分子
「知識份子的代表，他們向社會宣揚的理念或觀念，並不易為主要為了強化自我或頌揚地位，亦非有一幅是有利的官僚機構和慷慨的雇主。知識分子代表的是在行動本身。」－薩伊德
從薩伊德擷取的這些小說家對於知識份子的描述以及對於葛蘭西、班達的觀點詮釋，大概可以勾勒出薩伊德心目中的知識分子，那是有著班達心目中知識分子的特質，諸如特立獨行、能向權勢說真話、耿直、雄辯、極為勇敢及憤怒；同時也有著對於知識份子生活風範的欣賞；以及總是站在群眾一方的同理心與不輕易訴說真理的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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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薩伊德口中知識分子，以及一些自己的觀點
「知識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刻板印象和化約式類別。」～薩伊德
當人們對於彼此充滿誤解時，每一件事情都成了可以責難的對象，不論對方真實的動機，只論自己刻板印象中，對方可能的動機。
我想起在我去印度之前，大家都和我說去印度一定會被騙錢，那時我去印度搭計程車的時候，起初我以為我沒有被騙，又以為我被騙，最後值得信任的印度的朋友告訴我，其實我並沒有被騙。
當人一味的認為別人在欺騙自己時，那對方就是在欺騙自己；當人們認為不是的時候，就不是。這使得欺騙與否脫離了客觀的解讀，變成了主觀的感受。
人們習慣引用能夠佐證自己想法的觀點與證據，卻疏忽了其他的可能性，而當人越是自大、自以為是的時候，越是相信這些偏頗的刻板印象，如此的狀況更是容易出現。
而薩伊德想要破除這種人與人之間誤解所導致的衝突，他的做法是成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將更充分的訊息傳達給大眾，和大眾說，不是所有中東的人都是恐怖分子，不是所有伊斯蘭教徒都很暴力，人們先入為主，或是化約式對於族群的理解，具有很大的殺傷力。
而薩伊德作為訊息的媒介，也作為訊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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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文化彼此之間太過混合，其內容和歷史彼此太過依賴、參雜，無法像外科手術般切割為東方和西方這種巨大的、大都為意識型態的對立情況」～薩伊德
從地域性的東西方去比較，會發現地域或許可以區分東西，但在文化層次上，因為過去歷史互相揉合，文化的內涵已經混雜在一起，無法再用一刀切成兩半，說哪個部分屬於誰，因為那早已混雜再一起。文化的混合是實然的，但有人卻用應然的方式將文化一刀兩斷，區分優劣，當人們想要否定現實，而強加"我覺得應該是這樣才對"的時候，時常是個人利益作祟，而在邏輯的推理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就像是護家盟不能接受實然的同性戀，而以汙名化的方式將同性戀變成"應不應該"的問題，否定現實，而強加自己的想像，強迫別人一定得如何，否則就是邪惡的。
而通常這種權力常常訴諸於一種看不見，虛幻的、想像的、被塑造的權力物件，例如護家盟將自己能夠否定同性戀的理由塑造成來自上帝，他們說上帝認為不應該，但其實是他們自己覺得不應該；而或者是國民黨刻意塑造黨國意象，讓人們不自覺的以為國民黨代表著中華正統，使自己享受著威權等等…
「加諸於我們的語言社群和家園的語言。這種語言充滿了各種壓力，諸如共識、民族主義、權力、無意義的生，以及一大串空洞的口號。」～薩伊德
當一個國家將個人自由以外的價值定為更高尚的價值時，他就有理由假藉這樣的價值來侵犯個人。
以民族主義為例，一個國家若以民族主義為至高價值，那麼他就能夠假民族主義侵犯個人，除此之外還能夠說：「這是為了大家好」，而將自己塑造的大眾輿論推向個人，使個人就範，即便這樣的輿論往往空穴來風、子虛烏有，卻因為假藉權勢膨脹而使人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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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應該預防或阻止過去的消逝」～薩伊德
這句話我感同身受，台灣從國民政府遷台後，為穩固政權，整肅異己，殺害無數的人們，以威權的方式鎮壓消息，讓過去的那些歷史在權力之下消逝。
而歷史能夠因為權力而改變，就能夠為權力背書。
因此維繫多元觀點的歷史角度成了阻止過去消逝的堅持，逝去的過去與歷史永遠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重現，因為過去與未來永遠都已經不屬於人類，他們只屬於過去和未來，我們無法重現上一秒的所有現象，也無法準確地預測接下來就要發生的事情。
我唯一能做的是捍衛一個環境，讓各種聲音在這個環境中湧現，而從多元的觀點去趨近一個真實的模樣，即便我們永遠無法百分之百的重現。
當過去無法被趨近的時候，權勢會塑造過去的詮釋，用這些詮釋欺騙當下的人們，穩固自己的正當性，取得自身利益。而就算威權本身有著自己為善的價值主張，卻同時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這麼做是為了其他人好，但事實上通往惡魔的道路往往是善意鋪陳的。
許多人們太過自以為是，他們認為自己是為了大家好，但其實他們並沒有發現他們是為了自己好。
讓人們各自說自己想說的話，將自以為是強加在對方的觀點、刻板印象拿掉，讓對方還原成原本的模樣，就是捍衛多元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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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你爭取代表自己的權利，要有自己的民族性；但另一方面，除非這些是連接上更寬廣的實踐，否則我是完全反對的。」～薩伊德
我想起我過去與大陸人聊天的經驗，他們將民族主義的統一性無限上綱，以至於侵犯個人權力。
爭取代表自己的權利與自己的民族性是對外的，避免外人強加權勢欺侮自己，因此民族性不能無限上綱至民族內，民族主義的使用只能是民族外的。
若假借民族性而對民族內的人施以壓迫，那這便不是連接上更寬廣的實踐，而是淪為獨裁與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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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伊德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用盡畢生心力，試著讓不同背景的人們互相理解，告訴人們其實我們對於其他人的想像常常是錯的，而偏偏這些想像卻又帶來了矛盾、不信任以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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